打鐵還須自個兒硬

      趙淳說，民營醫院現在就像“風箱里的耗子兩頭受堵”。被“堵”的一面就是誠信危機。這是一個老問題。從有民營醫院起，如何看待、如何建立誠信就一直困擾著這個年輕的行業。雖然政策放開在1997年，非公立醫院大量出現，卻在3年以后。當時，原國家體改辦、衛生部等六部門認定了私立醫院管理的大概框架，把醫療機構分為非營利性和營利性兩類進行管理。并且規定，營利性醫療機構“醫療服務價格放開，依法自主經營，照章納稅”。不少人看到了其中蘊藏的巨大商機，也找到了快速致富的辦法。那就是集中力量做廣告，先把患者騙進門再說，最原始的就是性病小廣告。趙淳提供的數據顯示，某省會城市性病診所多得幾乎超過了米鋪，在近十條街上，有此類機構214家，僅在火車站附近就有28家。

      權威部門的調查表明，涉嫌虛假廣告中，80%以上來自民營醫療機構。這直接傷害到人們對該行業的印象。超過6成的人曾表示，“民營醫院社會公信度差”；只有8%的人表示，在“小病”的情況下會到民營醫院就診。

      山東濟寧醫學院血稀研究所所長王保平總結了民營醫院易犯的八大錯誤，第一條就是“用廣告創名牌醫院”，第二條是“投巨資綜合競爭”。他認為，民營醫院創新品牌不能靠“拼廣告”、“爭名牌”，創造核心競爭力才是關鍵。醫院文化、醫學創新和醫療人才都十分重要，接下來才是營銷策略。“投巨資蓋大樓，購買頂尖設備，高薪聘請博導，難以成就大產業，反而可能背上沉重的包袱。”

　　“打鐵還需自個兒硬。”趙淳稱，“盡管民營醫院發展得很快，有資料顯示已達1792所，門診量超過3288萬人次，但是沒有自律，不躬下身去做實事，很快就會面臨大浪淘沙的風險。”

追求身份平等

      在趙淳看來，被“堵”的另一面是稅收難關。對于很多民營醫院來說，3年的稅收優惠期已經成為過去，它們必須面對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乃至水利水電建設基金、地方教育費附加等16個稅種。民營醫院分會曾經就稅收問題作過專門的調查。“結果是，十多種稅收總額，有的占醫院營業額的10.6%，等于該院的利潤率。有的醫院，稅收負擔甚至超過了醫院的毛利率，全部利潤上交還有缺口。”趙淳說，對于剛剛起步的民營醫療機構，這無疑是殺雞取卵，也在逼迫他們走捷徑、鉆空子。“最簡單的就是，每3年一次的頻繁更名、改變性質。”

　　不過，更多民營醫院的老板們認為，稅收本身是一種身份歧視。北京北亞骨科醫院院長肖正權表示，不管是政府還是學界，當年對醫療機構的性質都缺少足夠的認識，才有了營利和非營利之分；現在，醫療服務是具有一定福利性的公共事業已成共識，繼續以投資主體的不同來區別待遇是不公平的。

　　建安集團董事長焦安國則從另一個角度表明這種不合理性。他說，一些發達國家的民營醫院，面對的是高端人群，具有自由定價權，所以征收相對較高的稅率無可厚非。與某些發達國家不同，中國民營醫院所作的工作其實和公立醫院并無多大分別，而且同樣在定價上受到嚴厲的管制。“稅收負擔很可能逼良為娼，造成部分國內民營醫院野蠻收入，畢竟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終還是病人來承擔。”

　　在此問題上，衛生部醫政司原司長于宗河認為，民營資本進入公共事業是一種趨勢，而我國近年來僅一般的號召、支持、鼓勵民間力量進入醫療行業，有的地方甚至以招商引資、創政績工程加以誤導，顯然出現了偏差。他說，從國際經驗看，各國政策多種多樣不一而足，但是像我國這樣高的稅率仍然罕見。另外，將民辦醫療機構視同一般的工商企業，也有違醫療行業的內在規律。“醫療機構包括民辦醫療機構，如同民辦教育一樣，不是工商企業，不宜進工商登記，也不宜按工商企業一樣征收稅款。管理上應歸口到衛生行政部門。”

　　于宗河的建議是，一方面降低或者免征相關稅費——這是給民營醫院國民待遇所必需的，另一方面可以建立公益性中國民營醫院醫療救助基金。“全國各民營機構，在協會組織下，每年抽出1%的收入組成全國民營醫院醫療救助基金。這樣會有一舉多得的特別效應。”